从漫威的“网瘾”往事，看游戏适龄提示做对了什么？

从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开始，大型街机、红白机、台式电脑、笔记本电脑、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......快速迭代的新兴媒介文娱形态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，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，开始快速涌入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。无疑，游戏是其中的中心线索之一，关于游戏的道德恐慌在过去30年，也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周期性规律特征，先后出现了从“救救孩子”“玩物丧志”“精神鸦片”到“电子海洛因”“网瘾”“游戏成瘾”等一整套的认知序列。

显而易见，无论是“电子海洛因”，还是“网瘾”“游戏成瘾”，这一轮游戏道德恐慌前后的靶心，都集中在了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属性，认为“网络”是带来这一切的原罪根源。

的确，互联网，尤其是移动互联网，在这一轮媒介迭代周期中，所起到的媒介杠杆效应，在力度、尺度上都超过了既往所有媒介迭代效应的总和。然而，片面强调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的媒介属性，却也极易跌入到媒介原罪论的道德指摘，进而错失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症结所在——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在当代的遭遇，并不是个案，也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在纸媒、在半个世纪前不仅有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污名化经历，也同样引发了全社会性的道德恐慌——只不过，当时发生在美国，即便连漫威也都未曾逃脱这样的“宿命”。

从历史的褶皱处出发，漫威的“网瘾”往事

从2008年的《钢铁侠》到刚摘得中国电影史总票房第三的《复仇者联盟4》，这些脱胎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，也是冷战最高潮年代，漫威系列漫画IP的好莱坞电影，不仅在收割着我国的电影票房，也在打破着以《阿凡达》等为代表的各项世界电影史记录。只不过，这都是今天“成功者”站位上的回望，在漫威漫画IP的形成过程当中，其实充满了时代的褶皱，漫威也一样遭遇到了类似今天“网瘾”式的道德恐慌。

经历了在二战中取得了对于漫威而言，具有奠基性成功意义的《美国队长》，二战后漫威的发行量迅速突破到了千万册的体量。人红是非多，问题也随之而生。战争结束后，漫威读者的主体，由二战前线上的军人，逐渐转化为青少年，女性读者的比例也进一步上升——爆款的源头变了，包括最大竞争对手DC在内，全美的漫画行业都在充满焦虑地适应新生态——很多漫画商自然要在“下限”边缘疯狂试探。

1948年，犯罪题材漫画大获成功。暴力、色情、恐怖、血腥......赫然出现在那时各式各样的漫画封面上。关于漫画的道德恐慌，随之而至。引爆点则来自著名的《时代》周刊，其刊文暗示，一些青少年会因为受到漫画的影响，而模仿犯罪。随后当时美国的精神病学界相继组织学术研讨会，并认定漫画美化了犯罪、暴力和性。

于是，一个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路径出现了：主流媒体表示忧虑，著名学者学术论证......一场以漫画为焦点的，席卷北美的道德恐慌，被迅速点燃。

和今天一样，当年的那一轮道德恐慌，同样借助了新媒介的媒介杠杆效应。拜二战的军工技术进步所赐，电视转播在当时刚刚走进美国的普通家庭，尽管在今天看来，黑白显像管的小屏幕有些太过可怜，但当“在 5 个故事里一共杀死了 13 个人”这样的表述出现在那凸起的黑白小屏幕的时候，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所产生的碾压性的冲击力，今天恐怕已经无从体会。

1953年，美国参议院发起专项调查，并成立了事实上是专门针对漫画问题的青少年犯罪委员会，并在电视上转播了听证会的具体过程，证人、专家痛斥漫画“成瘾”对青少年的毒害。

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几个电视收视率高潮之一，后果也立竿见影——

家长焚烧漫画的熊熊怒火，在整个美国蔓延。

于是，1954 年，美国漫画杂志协会出台了漫画出版规范，不仅明令“善良必须战胜邪恶”，而且漫画中还不准出现僵尸、吸血鬼、食尸鬼和狼人......每一本漫画书必须交由审查委员会审查，才能在封面上印上“批准”的字样后面世。

漫威的销量从1953年的每月1500万册，暴跌到1955年的每月460万册。

以漫威往事为鉴，看游戏适龄提示倡议

站在今天再回望，假如美国社会当年对于以漫威为代表的漫画行业，完全采取“一棒子打死”的态度，会有怎样的后果，已经不言而喻。在从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游戏道德恐慌中，“一棒子打死”层次的言论可谓屡见不鲜。

诚然，对于所有媒介形态下的通俗文艺而言，有些事，是宿命，没有例外。从游戏到直播，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等媒介形态下的通俗文艺，都并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。对于通俗文艺当中始终存在的暴力、色情、恐怖、血腥等诸多问题要严加管理，无可厚非。

在游戏产品的显著位置进行“适龄提示”标记, 为未成年人构建一道防护网；

共同传播游戏适龄提示理念，完善游戏适龄提示标准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；

严格遵守有关游戏防沉迷以及身份认证要求，维护市场秩序；

积极创新，拓展游戏寓教于乐等功能，把游戏本能转化为创造动力；

自觉生产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优质游戏，营造和谐有序的产业环境；

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，用精品游戏讲好中国故事。

......

正是以历史的纵深为参照，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上述游戏适龄提示倡议的意义和价值。当年漫威在跌落到每月不足500万册的岁月里，恰恰是在明确社会责任，严守行业底线的基础上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依靠与冷战年代各类热点事件紧密结合，通过通俗文艺、大众文化领域的不断形塑和调教，才走出历史谷底，一步步完成IP的原始积累，最终得以“养成”今天如此“自然”的模样——如果美国社会当年真的“一棒子打死”漫威，恐怕不止后世不会再有漫威宇宙，好莱坞电影恐怕也不会迎来当下这一轮新的发展周期。

以史为鉴，游戏适龄提示倡议，对于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通俗文艺、大众文化的可持续生态具有历史节点意义，这也是在2007年以来的这一轮道德恐慌以及其所伴生的一系列风波、争议过后，我国当下文化产业体系要持续发力的关键。

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，由于我国的阶层结构、教育结构、家庭结构等多重社会结构的长期变迁和累积，以移动互联网为表征的媒介杠杆效应的持续性释放，再加上各类资本不断进场所卷携的新的商业模式，我国青少年以电影、游戏、直播为代表的文化娱乐消费诉求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表达，也出现了多重意义上的过度透支。

“网瘾”“游戏障碍”之争，正是相关问题的最为集中的爆发。

网络游戏有效治理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参与

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25日在其成员大会上，正式通过了第十一版《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》，去年被首次列入的“游戏障碍”，也被正式认证为心理疾病。实际上，“gaming disorder”这一词组的中文翻译，无论从语法角度，还是从医学角度，都应是“游戏障碍”或者“游戏行为紊乱”，而不是如今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的“游戏成瘾”。

“游戏障碍”/“游戏行为紊乱”，去年第一次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《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国际统计分类》第十一版草案之时，并未有明确定义。今年5月25日正式通过的版本，则首次进行了具体的说明：在玩游戏的频率、强度、时长，开始和结束，以及游戏情景上缺乏自制的情况;将玩游戏的优先级排在其他生活兴趣与日常作息行为之上;在过度进行游戏导致负面影响后，仍旧会持续甚至加大玩游戏的力度——上述三个基本特征需至少持续12个月以上。

而且，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表示，希望不断推进相关的治疗研究，并收集患者人数等准确的统计数据，从而更好地帮助各国家和地区的疾病治疗。因为在当下，不仅是中国，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，能够真正治疗“游戏障碍”/“游戏行为紊乱”的专业医疗机构，其实寥寥无几，摸索出一整套系统的医疗体系，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但是，在我国“网瘾”“游戏成瘾”等似是而非的概念，却被毫无节制地使用，催生出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不正规的、不科学的，甚至是非法的、野蛮的各类组织，以治疗青少年群体的“网瘾”“游戏成瘾”为名从中牟利，极大地掩盖和遮蔽了这背后的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教育的连带责任和相关伦理问题。

众所周知，我国幅员辽阔、国情复杂，建立统一平台，对未成年人用户身份进行有效识别，制定符合国情的“适龄提示”制度；加强网络素养培育工作，全面提升未成年人、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等在内的全民网络素养；推动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，进一步支持、鼓励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研究组织的建立；加强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、培养专业人才，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，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，推动网络游戏的有效治理......这一切显然需要家庭、学校、政府等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。

而今，在经过过去2年以来深度盘整后的我国游戏行业，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。今年上半年，我国游戏产业市场规模达1163.1亿元，同比增长10.8%。用户规模、自主研发、海外市场等主要指标均明显高于去年同期。近年来的“大浪淘沙”，不仅倒逼行业提升研发能力、不断创新，也在推动着全行业逐步完善产业链布局，告别传统的流量模式，探寻精品化路径。我国游戏产业的整体竞争力，正在增强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进一步完善游戏的防沉迷系统，完善游戏适龄提示标准，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沟通平台，为未成年人创造出更为良好的网络环境，对于整个游戏行业的意义、价值已经不言而喻。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，促进我国游戏行业健康、有序、可持续发展，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。从生理、认知、道德、法律等多维度，对6岁、12岁、16岁、18岁的未成年人进行“游戏适龄提示”，仅仅只是开端，对于今天的游戏行业而言，其深远的历史影响，还尚未完全展开。因为复杂的国情注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美欧、日韩的分级制度——由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的媒介迭代效应所卷积、撬动出的新现象、新问题、新症候还将进一步喷涌而出——以游戏为表征的通俗文艺治理的中国经验，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世界总体进程和即将到来的5G时代，都具有着普遍性的示范意义。

对于我国面向未来的文化治理，这也将是一项长期的现实挑战。

（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）

(责编：王谊帆、沈光倩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