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漫威的“網癮”往事，看游戲適齡提示做對了什麼？

從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開始，大型街機、紅白機、台式電腦、筆記本電腦、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......快速迭代的新興媒介文娛形態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，在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中，開始快速涌入到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。無疑，游戲是其中的中心線索之一，關於游戲的道德恐慌在過去30年，也呈現出了非常清晰的周期性規律特征，先后出現了從“救救孩子”“玩物喪志”“精神鴉片”到“電子海洛因”“網癮”“游戲成癮”等一整套的認知序列。

顯而易見，無論是“電子海洛因”，還是“網癮”“游戲成癮”，這一輪游戲道德恐慌前后的靶心，都集中在了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的媒介屬性，認為“網絡”是帶來這一切的原罪根源。

的確，互聯網，尤其是移動互聯網，在這一輪媒介迭代周期中，所起到的媒介杠杆效應，在力度、尺度上都超過了既往所有媒介迭代效應的總和。然而，片面強調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的媒介屬性，卻也極易跌入到媒介原罪論的道德指摘，進而錯失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文化症結所在——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在當代的遭遇，並不是個案，也不是第一次發生，在紙媒、在半個世紀前不僅有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污名化經歷，也同樣引發了全社會性的道德恐慌——隻不過，當時發生在美國，即便連漫威也都未曾逃脫這樣的“宿命”。

從歷史的褶皺處出發，漫威的“網癮”往事

從2008年的《鋼鐵俠》到剛摘得中國電影史總票房第三的《復仇者聯盟4》，這些脫胎於上世紀60年代前后，也是冷戰最高潮年代，漫威系列漫畫IP的好萊塢電影，不僅在收割著我國的電影票房，也在打破著以《阿凡達》等為代表的各項世界電影史記錄。隻不過，這都是今天“成功者”站位上的回望，在漫威漫畫IP的形成過程當中，其實充滿了時代的褶皺，漫威也一樣遭遇到了類似今天“網癮”式的道德恐慌。

經歷了在二戰中取得了對於漫威而言，具有奠基性成功意義的《美國隊長》，二戰后漫威的發行量迅速突破到了千萬冊的體量。人紅是非多，問題也隨之而生。戰爭結束后，漫威讀者的主體，由二戰前線上的軍人，逐漸轉化為青少年，女性讀者的比例也進一步上升——爆款的源頭變了，包括最大競爭對手DC在內，全美的漫畫行業都在充滿焦慮地適應新生態——很多漫畫商自然要在“下限”邊緣瘋狂試探。

1948年，犯罪題材漫畫大獲成功。暴力、色情、恐怖、血腥......赫然出現在那時各式各樣的漫畫封面上。關於漫畫的道德恐慌，隨之而至。引爆點則來自著名的《時代》周刊，其刊文暗示，一些青少年會因為受到漫畫的影響，而模仿犯罪。隨后當時美國的精神病學界相繼組織學術研討會，並認定漫畫美化了犯罪、暴力和性。

於是，一個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路徑出現了：主流媒體表示憂慮，著名學者學術論証......一場以漫畫為焦點的，席卷北美的道德恐慌，被迅速點燃。

和今天一樣，當年的那一輪道德恐慌，同樣借助了新媒介的媒介杠杆效應。拜二戰的軍工技術進步所賜，電視轉播在當時剛剛走進美國的普通家庭，盡管在今天看來，黑白顯像管的小屏幕有些太過可憐，但當“在 5 個故事裡一共殺死了 13 個人”這樣的表述出現在那凸起的黑白小屏幕的時候，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所產生的碾壓性的沖擊力，今天恐怕已經無從體會。

1953年，美國參議院發起專項調查，並成立了事實上是專門針對漫畫問題的青少年犯罪委員會，並在電視上轉播了聽証會的具體過程，証人、專家痛斥漫畫“成癮”對青少年的毒害。

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上前幾個電視收視率高潮之一，后果也立竿見影——

家長焚燒漫畫的熊熊怒火，在整個美國蔓延。

於是，1954 年，美國漫畫雜志協會出台了漫畫出版規范，不僅明令“善良必須戰勝邪惡”，而且漫畫中還不准出現僵尸、吸血鬼、食尸鬼和狼人......每一本漫畫書必須交由審查委員會審查，才能在封面上印上“批准”的字樣后面世。

漫威的銷量從1953年的每月1500萬冊，暴跌到1955年的每月460萬冊。

以漫威往事為鑒，看游戲適齡提示倡議

站在今天再回望，假如美國社會當年對於以漫威為代表的漫畫行業，完全採取“一棒子打死”的態度，會有怎樣的后果，已經不言而喻。在從2007年開始的這一輪游戲道德恐慌中，“一棒子打死”層次的言論可謂屢見不鮮。

誠然，對於所有媒介形態下的通俗文藝而言，有些事，是宿命，沒有例外。從游戲到直播，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等媒介形態下的通俗文藝，都並不是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局面。對於通俗文藝當中始終存在的暴力、色情、恐怖、血腥等諸多問題要嚴加管理，無可厚非。

在游戲產品的顯著位置進行“適齡提示”標記, 為未成年人構建一道防護網﹔

共同傳播游戲適齡提示理念，完善游戲適齡提示標准，自覺接受社會監督﹔

嚴格遵守有關游戲防沉迷以及身份認証要求，維護市場秩序﹔

積極創新，拓展游戲寓教於樂等功能，把游戲本能轉化為創造動力﹔

自覺生產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優質游戲，營造和諧有序的產業環境﹔

積極傳播中華民族優秀文化，用精品游戲講好中國故事。

......

正是以歷史的縱深為參照，我們才能更清晰地看到上述游戲適齡提示倡議的意義和價值。當年漫威在跌落到每月不足500萬冊的歲月裡，恰恰是在明確社會責任，嚴守行業底線的基礎上，有所為有所不為，依靠與冷戰年代各類熱點事件緊密結合，通過通俗文藝、大眾文化領域的不斷形塑和調教，才走出歷史谷底，一步步完成IP的原始積累，最終得以“養成”今天如此“自然”的模樣——如果美國社會當年真的“一棒子打死”漫威，恐怕不止后世不會再有漫威宇宙，好萊塢電影恐怕也不會迎來當下這一輪新的發展周期。

以史為鑒，游戲適齡提示倡議，對於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通俗文藝、大眾文化的可持續生態具有歷史節點意義，這也是在2007年以來的這一輪道德恐慌以及其所伴生的一系列風波、爭議過后，我國當下文化產業體系要持續發力的關鍵。

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，由於我國的階層結構、教育結構、家庭結構等多重社會結構的長期變遷和累積，以移動互聯網為表征的媒介杠杆效應的持續性釋放，再加上各類資本不斷進場所卷攜的新的商業模式，我國青少年以電影、游戲、直播為代表的文化娛樂消費訴求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和表達，也出現了多重意義上的過度透支。

“網癮”“游戲障礙”之爭，正是相關問題的最為集中的爆發。

網絡游戲有效治理需要社會各個方面共同參與

世界衛生組織今年5月25日在其成員大會上，正式通過了第十一版《疾病和相關健康問題國際統計分類》，去年被首次列入的“游戲障礙”，也被正式認証為心理疾病。實際上，“gaming disorder”這一詞組的中文翻譯，無論從語法角度，還是從醫學角度，都應是“游戲障礙”或者“游戲行為紊亂”，而不是如今在社會上廣泛傳播的“游戲成癮”。

“游戲障礙”/“游戲行為紊亂”，去年第一次被列入世界衛生組織《疾病和相關健康問題國際統計分類》第十一版草案之時，並未有明確定義。今年5月25日正式通過的版本，則首次進行了具體的說明：在玩游戲的頻率、強度、時長，開始和結束，以及游戲情景上缺乏自制的情況;將玩游戲的優先級排在其他生活興趣與日常作息行為之上;在過度進行游戲導致負面影響后，仍舊會持續甚至加大玩游戲的力度——上述三個基本特征需至少持續12個月以上。

而且，世界衛生組織明確表示，希望不斷推進相關的治療研究，並收集患者人數等准確的統計數據，從而更好地幫助各國家和地區的疾病治療。因為在當下，不僅是中國，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，能夠真正治療“游戲障礙”/“游戲行為紊亂”的專業醫療機構，其實寥寥無幾，摸索出一整套系統的醫療體系，在全球范圍內都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。

但是，在我國“網癮”“游戲成癮”等似是而非的概念，卻被毫無節制地使用，催生出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不正規的、不科學的，甚至是非法的、野蠻的各類組織，以治療青少年群體的“網癮”“游戲成癮”為名從中牟利，極大地掩蓋和遮蔽了這背后的家庭、學校、社會教育的連帶責任和相關倫理問題。

眾所周知，我國幅員遼闊、國情復雜，建立統一平台，對未成年人用戶身份進行有效識別，制定符合國情的“適齡提示”制度﹔加強網絡素養培育工作，全面提升未成年人、監護人和學校教師等在內的全民網絡素養﹔推動建立相關研究機構和社會組織，進一步支持、鼓勵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研究組織的建立﹔加強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、培養專業人才，並積極開展國際交流合作，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，推動網絡游戲的有效治理......這一切顯然需要家庭、學校、政府等全社會各個方面的共同參與。

而今，在經過過去2年以來深度盤整后的我國游戲行業，又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。今年上半年，我國游戲產業市場規模達1163.1億元，同比增長10.8%。用戶規模、自主研發、海外市場等主要指標均明顯高於去年同期。近年來的“大浪淘沙”，不僅倒逼行業提升研發能力、不斷創新，也在推動著全行業逐步完善產業鏈布局，告別傳統的流量模式，探尋精品化路徑。我國游戲產業的整體競爭力，正在增強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進一步完善游戲的防沉迷系統，完善游戲適齡提示標准，建立更加行之有效的溝通平台，為未成年人創造出更為良好的網絡環境，對於整個游戲行業的意義、價值已經不言而喻。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網絡保護，促進我國游戲行業健康、有序、可持續發展，正在成為全社會的共識。從生理、認知、道德、法律等多維度，對6歲、12歲、16歲、18歲的未成年人進行“游戲適齡提示”，僅僅只是開端，對於今天的游戲行業而言，其深遠的歷史影響，還尚未完全展開。因為復雜的國情注定了我們不能簡單地照搬美歐、日韓的分級制度——由互聯網、移動互聯網的媒介迭代效應所卷積、撬動出的新現象、新問題、新症候還將進一步噴涌而出——以游戲為表征的通俗文藝治理的中國經驗，對於移動互聯網的世界總體進程和即將到來的5G時代，都具有著普遍性的示范意義。

對於我國面向未來的文化治理，這也將是一項長期的現實挑戰。

（孫佳山 中國藝術研究院）

(責編：王誼帆、沈光倩)